如今的英国政府的行政效率已经不如从前高了，这也正常，因为议会中的斗争比以前要更激烈了。在以前，一国议会中主要是托利党和辉格党的两伙人斗来斗去的，而且自从乔治三世国王登基之后，托利党便渐渐地在议会中占据了上风。从而保证了政府的政策能迅速地得到通过和执行。
但是最近，这种局面却一下子改变了，原本占据了明显上风的托利党发生了分裂，整个议会就变成了托利党、新托利党和辉格党的三国演义。三派的家伙们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都不停地互相扯后腿，弄得政府的一些法案，要在议会中获得通过，甚至于政府要制定出某些法案都变得比以前慢多了。
但是在恢复伦敦的秩序的问题上，三方几乎都没进行多少沟通，仅仅用了不过半个小时，就迅速的三读通过的政府提出的《治安条例》，并恢复了古老的《流浪汉法》的效力。
依照古老的《流浪汉法》，无所事事的东游西荡，不事产业的行为，被定义为犯罪行为。失业者或者无业者被定义为“犯罪分子”。警察可以在街上随意地将这些“犯罪分子”抓起来，塞进监狱。
当然监狱的容量并不足以装下这么多的“犯罪分子”，所以《流浪汉法》仁慈的给了这些罪人悔改的机会：他们在第一次因为“犯罪”而被捕后，将不会被太严厉的惩治。只会被打两鞭子，留下记录，然后就会被释放。
但是如果“犯罪分子”好逸恶劳，屡教不敢，那惩罚就会变得更加的严厉起来。在因为“犯罪”而被鞭打三天之后，如果这个“罪犯”再次因为同样的罪行而被捕，那他就会被判处苦役。
当然，大不列颠的法律是非常仁慈的，苦役的目的并不是让他受苦，而是希望他能在劳动中改正自己好逸恶劳的坏毛病，是为了治病救人。当然考虑到好逸恶劳的毛病一般都很难改，也很容易复发，就像某些网文作者的断更和烂尾一样。所以一般也的确需要更长的刑期来巩固疗效，就像某些网文作者也需要小黑屋或者14天隔离一样。
这些被判苦役的犯人，在事实上也就成为了所谓的“公有奴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有奴隶”的处境是非常糟糕的，要比“私有奴隶”糟糕得多。因为“私有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奴隶主一般来说总是不希望自己的财产遭遇不必要的损失的，所以会尽可能的避免一下子把自己的奴隶用坏了的。
但是“公有奴隶”就不一样了，他是“公有财产”因而实际上并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财产，如果他的劳动也能属于公有倒也罢了，如果他的劳动属于某个人，那就不一样了，那个人就自然会倾向于以最大的强度来使用这种工具。反正把工具用坏了，也不是他的损失。
被判苦役的犯人，往往会被出租给一些矿山之类的企业，虽然政府也规定了损失的赔偿金（这个是赔给政府的，不是给工具，或者说“公用奴隶”的家属的），但是对政府来说，这些“公有奴隶”来的容易，几乎是无本的买卖，所以他们要求的赔偿金也不太高，这样一来，这些“公有奴隶”的处境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制度，依旧是一种仁政。因为即使是“公有奴隶”，虽然处境远远比不上北美的那些摘棉花的，休息的时候还有西瓜吃的黑奴，但在处境上也不是最为悲惨的，因为有一种奴隶的处境，甚至比他们更为糟糕。这种处境最为悲惨的奴隶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自由工人”。
这种名为“自由工人”的奴隶，他不是任何一个主人的奴隶，也不是国家的奴隶，所以没有任何人需要爱惜他。对于任何一个租用他的企业主来说，最有利的事情，就是以最大强度来使用他。如果发现因为过度使用，导致他可能接近要损坏了，那么为了避免风险，那些工厂主自然不会再租用他了。毕竟，自由贸易嘛，大家都有选择的自由。于是那些出现了一定的结构损坏的，劳动能力下降了的名为“自由工人”的奴隶就只有自由地饿死了。相形之下，“公有奴隶”至少还有口牢房吃呢。这也是苏比为什么宁可去布莱克韦尔岛也不肯去当个“自由工人”的重要原因。
如果怙恶不悛的“犯罪分子”依旧不肯悔改，在出狱后，再次走上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生活，那么依照法律，就可以把他挂起来了。不过，大不列颠的改造的成效是很明显的，绝大部分的“犯罪分子”都不会再次犯下这样的“罪行”，因为大部分的“罪人”，在经过改造之后，都成功地蒙主召唤了。
当然原本的“流浪汉法”上面最后的处置措施还是太严厉了一点，所以，如今阿丁顿政府对此做了一些修改，将绞刑改成了流放——反正大不列颠的属地多的就是。
在这个决定作出之后，英国的国家机器立刻高效的运转了起来，大批的罪犯被抓进了监狱，然后大批的“公有奴隶”被送往各个煤矿、铁矿，以及其他的高危行业。
乔治正在大街上走着，一个警察突然拦住了他。
“你是干什么的？有工作吗？”那个警察问他道，同时将手放在了插在腰间的手枪的枪柄上。
“警官，我有工作。我是安迪机械厂的工人，您看，我这里有工厂的工作证。”
乔治一边说，一边将一张小卡片递给那个警察。那个警察接过卡片，看了一眼，便将卡片丢还给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