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文武大臣参加经筵，无论文武，一律要以文士儒袍进宫听讲，而且要虚心受教，在经筵上不能有任何喧哗之事，凡皇帝有疑问，就连武将也不能以“不知”来回答，要根据自己的想法如实禀告。
这就好似一次考试，皇帝不容许你有回避的机会，所以必须要认真听讲，若在经筵时应答天子提问，出现答非所问离题万里的情况，会让人觉得你没有认真，轻则训斥，重则可能会降职罚奉。
沈溪作为旁听者，在翰林官中负责记录便可，他身前有朱希周和王瓒给他挡着弘治皇帝的视线，照理说就算他偷个懒也没人会发觉，不过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经筵，更多的是要积累经验，尚不至于在其位不谋其政。
更何况沈溪心里非常清楚，弘治皇帝举行经筵主要是想在经史上提出“建文年号”之事，而这件事的“起因”，正是谢迁胁迫他写的那份因修《大明会典》发现诸多问题而上呈的奏本，可以说他自己也算得上是这次经筵的主人公。
这个时候便连朱希周等人对此事也是一无所知，沈溪揣度，清楚个中隐秘的不过弘治皇帝、谢迁、王鏊等寥寥数人，而且弘治皇帝只是隐晦地表明此事，并未确切表现出恢复建文年号的决心和态度。
经筵正式开始，先前行一系列繁琐礼节的讲官恭敬退下，展书官和侍官隐入殿后。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杰出来讲四书中的《大学》，而后是大学士谢迁讲经史，这次讲的却是《新唐书》，其中重点提到唐太宗争位的典故。
对别人来说，不会有太多意外，本来经史就那么多，既然说到《新唐书》，讲唐太宗，难免会提到玄武门之变。
沈溪却知道，这是在为弘治皇帝提出成祖争位之事埋下伏笔。
谢迁之后，是焦芳出来讲《中庸》，不得不说，在那么多挂职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中，今年已经六十五岁的焦芳属于才学出类拔萃的那类人，若非他********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同时诋南誉北，为很多官员所不喜，他的威望至少会在王鏊和李杰之上。
但问题就是焦芳太懂得迎合上意了。连弘治皇帝都觉得这个人不怎么靠谱，在建文旧事上连焦芳这个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都没有通知。他在那儿傻愣愣讲中庸之道，自以为精彩绝伦，能得到天子的欣赏。
实际上，按照历史发展，焦芳的确靠其善于经营而入阁，迎合的却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和大太监刘瑾，沈溪并不会因此对焦芳有所偏见，因为权力场上很多事情无法用对错来评价。不能说焦芳随波逐流迎合了刘瑾，便否定其在学术和为官上的造诣，但对于其“对南方人刻薄”的名声，心存顾忌，打定主意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焦芳之后，是几位左、右春坊的日讲官，他们所讲的仍旧为经史子集中的内容，所涉及的大抵是礼部会试和殿试中经常考到的，弘治皇帝一直没有发问，因为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史籍文章，都属于老生常谈，根本没什么好问的。
最后一讲。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鏊，而他所讲的内容，则是因修《大明会典》所衍生出来的本朝史料问题。
当王鏊从洪武年开讲，在场便有人察觉有异，尤其是提前收到风声之人，包括近来被弘治皇帝和寿宁侯两次提到洪武、永乐旧事的翰林院众属官。
当王鏊提到太宗继太祖之后颁布《教民榜文》时，弘治皇帝的脸色变化了一下，但他没有打断王鏊的话，等王鏊将太宗一朝所颁布的典规大致说完之后。弘治皇帝才开始发问。
“为何洪武三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五年之间。朝廷并未颁布典章？”朱祐樘看着王鏊，“王爱卿。你可知晓？”
此时谢迁走出来，跪地进呈一份奏本，道：“回陛下，翰林院主撰《会典》之时，与史料修撰中多有错漏之处，奏本至内阁，尚未有定论，恳请陛下复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