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陷就失陷了，李慢侯也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他知道他顾不过来。他只能顾及扬州，立刻启动了坚壁清野计划。
先是最弱势的老人和儿童，在各地保长、族长的带领下，赶往最近堡垒化的城池。没有保长、族长的族群，地主将负责组织他们。由于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宋王朝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大大提高。主要是在乡村，将动员能力直达底层。规定乡村住户，每十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
批评王安石的历史学家，说保甲法是为了防止农民反抗，支持王安石的历史学家说王安石是为了增强宋朝的军事实力。其实主要应该是为了强军，同时节省军事开支，因为宋国当时的局面就是不断被西夏小国暴打，而士大夫精神又正处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学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最为浓烈的时期。所以让汉人能够像游牧民族那样，用极低的成本维持军事力量，是王安石最大的目的。
在制度设计上，是没有问题的。闲时训练，忙时耕作，还固定到巡检司上番，进行训练检查。武艺好的，还能免除一部分税赋。看着都很好，激励手段有，执行规则有，检查制度有，可就是失败了，没有失败在设计层面，主要失败在执行层面。
最后不但是司马光、苏轼这样的名臣反对，连老百姓都不接受。主要原因是王安石过于不择手段，将一大批地主豪强推上舞台，水浒传中的晁盖、史进等庄头，就是保甲制度下的都保长。这些好汉，对老百姓来说可未必是真好汉，他们获取了权力后，通过差遣壮丁上下番，组织他们训练，剥削壮丁的劳动力，事实上都是给他们干活去了。这种改革，间接的破坏了传统的乡绅治乡模式，将一大堆土豪劣绅推上舞台，本来就没什么文化的乡村社会，社会道德水平急剧下降。这就是为什么司马光、苏东坡这种人会反对的原因。
保甲法虽然废除，但无形中形成的组织能力没有消失，因为按照习俗大地主、宗族族长们继续保持了部分保长权力，虽然不在负责训练壮丁，可还能动员农民。在国家大崩溃的环境下，涌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巨寇，就是这样来的。
扬州乡村现在就是这种情形，大量地主、族长，依然有保长的身份，他们接到命令，立刻将自己辖下的农民组织起来，将儿童和老人，按照要求，送到一个个堡垒，在从这些堡垒送到更安全的水寨和坚城中。男女青壮则继续留在村里，因为还有许多庄稼需要抢收。
去年抢种了麦子的排水便利的好田，有的又抢种了一季稻子，眼下正在秋收。可更多的是杂粮，因为去年金兵南下，大量土地抛荒，抢种一季水稻之后，根本不够一个生长期。李慢侯跟侯东发生了如何利用土地的争论，侯东认为应该放弃耕种，夏收后全部载上桑树，明年既可以养蚕，又可以养羊。李慢侯却觉得，既然羊可以吃桑叶，战马也可以，这等于给金兵种牧草。坚持种粮食，时间来不及种水稻，可以种杂粮，大豆、黄豆都可以，也可以种蔬菜。哪怕到时候来不及收获，毁掉也不可惜。
最终还是以李慢侯的意见为准，因为他官大嘛，官大一级压死人。最主要的原因是，李慢侯在训练出强兵之后，开始有些膨胀，觉得自己可以在金兵南下的时候，拖延一些抢收庄稼的时间。没想到金兵南下比想象中晚了很多，十月底才南下，都快入冬了。因此秋收已经接近收尾，只有一些种的过晚的地方，还在等一两个秋老虎才能入仓。
所以收到消息后，先将最难以转移的老人、儿童先转移到安全区，青壮留下收割庄稼，然后跟粮食一起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高邮、天长军的老弱，全都集中在群湖中的水寨里，扬州的老弱都集中在扬州城里。居住条件当然不会太好，只能挤在一个个窝棚里。但精神气比以前逃难时候好多了，因为这次他们不需要卖儿卖女就能有口吃的。那是他们自己种出来的粮食，官府统一管理，发了粮票，他们可以拿着粮票去官府支取他们自己的口粮。
当然担忧还是有一些的，万一官府吞了他们的粮食怎么办？万一不认这些纸票怎么办？但跟这些担忧相比，被金兵驱使和掳掠的恐惧压倒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