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李慢侯还不吃独食。淮海公所里找不到任何一个跟汇兑、放贷相关的商铺，而是一个个当地富商，个体经营，公所是一个纽带，是一个平台。当一个海州商人，打算汇一笔巨款去杭州的话，他会通过公所担保的一个海州人，手写一张标准票据，然后拿到杭州，从杭州另一个公所担保的杭州人手里领出这笔钱。过程中，这个海州人和杭州人很可能都不认识。但他们认有公所盖章的票据，公所起到了一种授信机构的功能。而且公所从中是不收费的。
由于各地资金中转有差额，因此每年底会进行一个结算。很多人每年都可以收到一大笔钱，但因为每年年底结算才能拿到这笔收益，所以富商不太愿意将现金投入进去。但是那些公所认证的当地富人，并不需要投入大额现金，他们提供的只是一种担保，在每一笔票据背后，都有足够的资产抵押在公所，比如当地的地契，房契，当然也可以是现金。
有这些资产担保，并不会给公所带来任何风险，也不会挤占营业资金，因此许多拥有不动产的富商很愿意做这种生意，大量将自己家的资产抵押在公所里，进行这种汇兑业务。
公所能得到什么好处？当然不是直接的利益。而是搭建起一种正规的信用通道，可以将不动产资本化，让不动产变成信用流动起来，一所海州的房子，可以作为担保，让一个杭州人取到急需的汇款，这就是现代金融的力量。一个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后，作为他的创建者，李慢侯得到的好处当然是巨大的。
一方面，大量商业流通资金进入这个通道，许多资金不会马上取走，就沉淀在了会所账户中。这是一笔可以临时挪用的款项，数量巨大，成本很低。于是李慢侯就可以从里面临时借款，利息很低，但都是走正规渠道，他可不敢挪用，否则信用就破产了。吸引商人的资金进入这个渠道并沉淀下来的信用，却不是李慢侯自己的，而是无数各地的土豪和富人的资产，他等于将大量富人的信用，裹挟到了一个系统中，这个系统的信用就是刚性的，刚过了南宋政府。
另一方面，由于打着公益的旗号，公所不收钱，声称只是便利商民，让官府想打击都找不到目标，想插手都找不到方向。甚至大量官员自己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公益的机构，将其跟蔡京开创的漏泽园等公益系统相提并论。而官员作为富人群体中最显赫的一批人，他们也在大量使用这个系统赚钱。将他们的信用也投入到了公所平台上，从汇兑业务中分一杯羹。
同样的，公所的短期贷款业务，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让私人受益。以前有现金的富人，大多放高利贷。现在没现金的，有资产的就可以为别人进行担保，然后从中受益。一艘海船靠岸，一船的舶来品价格高昂，买主有吃下的能力和销售的渠道，只是临时资金紧张，于是求助于一个、两个或者一群公所的牙商。牙商们开出一张他们资产可以冲抵的票据给海商，海商从公所的公账中领出现金，或者直接汇兑到海商的家乡。买主逐步回笼资金，还给公所的牙商，牙商则拿走他们可以获取的利润后，将本金归还给公所。
公所认证的牙商，其实已经是一群现代银行经理人，甚至就是一群现代银行。
而公所则是一个平台，类似央行，又不同于央行。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产物，李慢侯也不知道叫什么。但他发现带有某种欧洲早期银行的味道，欧洲早期银行，经营汇兑业务的时候，其实也不可能像现代银行那样电汇，很多银行都只是本地经营的家族银行，为了将资金汇兑到外地，他们选择的是合伙人制度，在其他城市选择可靠的合伙人，合伙人银行之间进行资金转移，帮助客户汇兑资金。
公所系统汇兑，靠的不是一个个互相有姻亲关系或者家族血缘关系的合伙人，而是一个个不同地区的富人，互相之间甚至不认识，而是靠公所进行认证，将资产抵押在公所，从而获得信用。因此这个体系，比欧洲的合伙银行要大的多，这不是李慢侯有意的创新，他只不过加以引导和支持罢了，主要是跟他有资金往来的大量富商们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早期是一些江南丝商在李慢侯和公主府之间转移资金，发现方便安全之后，愿意出一点汇水，渐渐的大量商人开始使用李慢侯和公主之间的渠道，资金往来的数量越来越大，李慢侯和公主两方都吃不下，开始邀请海州、扬州和杭州两地的其他富人加入，这个系统就越来越大，李慢侯设计了规范化的制度，形成了现在的淮海公所。
由于公所开设在一个地方，吸引一批当地富人，相当于将当地富人的信用注入公所，也将当地大量需要流通的现金吸纳进入公所账上，所以李慢侯发现，他随时可以从这里借到超过千万贯的应急资金，而且利息极低。这就相当于一个金融市场，他甚至可以在公所发行债券，因为作为淮海公所的建立者，他自身的信用就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