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和盐票在李慢侯看来，算不上真正的货币，可确确实实演变成了货币。
主要还是朝廷的金融管理太烂，利用权术，而不是规则管理金融，目的是掠夺，而不是服务。
于是有粮食担保的粮票何食盐担保的盐票，就比朝廷滥发的钱引坚挺的多。但硬度足够，可稳定性却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盐票和粮票的价格，总是周期性的涨跌。涨跌的幅度，正是跟随市场上粮价和盐价而动。
每年新粮下来，粮票价格就会下降，因为官府兑现的粮食总是仓储粮，那是陈粮，于是一斤粮票在市场上就不足以买到一斤新粮。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粮票的价格就慢慢长到了票面价格，因为那时候市场上的粮食跟官府仓储兑现的粮食已经差不多。
这种波动每年都在新粮上市和青黄时节交替，不过波动总体来说是很小的，跟铜钱的比价很能说明问题，往往都在百分之十以内波动，因为官府设有常平仓平抑物价，粮票的波动就会在粮价的波动范围内浮动。
按说盐票不存在这种问题，因为食盐比粮食更耐储存，存个三五年的食盐，既不会腐坏也不会减重，可盐票依然有涨跌。最大的原因就是食盐的生产是季节性的，尤其是劳动力紧缺的两淮盐场大规模采用晒盐之后，季节性更强了，雨季的产盐量跟旱季差距巨大，因此雨季食盐紧缺，盐票涨价，旱季食盐充足，盐票贬值，每年在雨季和旱季之间浮动。
有浮动就有生意，大量交引铺子做这种兑换生意，利用差额和浮动赚一点钱。每年新粮上市前，他们抛售粮票换取盐票，每年雨季结束前，他们抛售盐票换取粮票。
普通老百姓倒是不太在意，他们能承受这种比较小的波动，而且他们手里那点票子，来回兑换还值不回付出的工夫。所以能做这种生意的，往往都是大商人，而且是大粮商和大盐商做的最多。
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公共通道让他们进行这种交易，而公所是一个最佳交易平台，因为信用足够。所以李慢侯打算在公所里开设票据交易市场，给那些大粮商、大盐商、交引商提供一个公开叫价的市场，而不是让他们在交引铺里私人之间买卖。
李慢侯为什么如此执着于跟朝廷抢货币发行权，公私兼顾，公的方面，是他认为一个更稳定的货币体系从长远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私的方面，发行货币让他从中收取了越来越丰厚的铸币税。
纸笔会磨损，会丢失，甚至会不小心被烧掉。每年自然耗损的数量，就是一笔增印的余利。另外货币有使用功能，持有者并不会全部换成粮食，担保的是官仓里的粮食，可对价的确实流通中的商品，商品流通数量越庞大，需要的货币数量就越庞大，每年南宋经济都在发展，商品生产都在增加，每年印刷的粮票、盐票数量就能同时增加，这是一笔巨大的红利。现在每年可以为李慢侯带去至少两百万收益，这还是在他小心翼翼的基础上，如果按照朝廷印钱引那种竭泽而渔的做法，每年印一千万贯轻而易举。
不过赵鼎想动盐票和粮票的行为，给李慢侯敲响了警钟，知道自己这样取利，已经让朝廷开始抵触，到了他们承受的边缘。今年军事行动战绩彪炳，可消耗实在太大，根本无法支撑长期这样开战。而战争结束还遥遥无期，张浚在川陕的行动并不顺利，潼关作为天险，保护了无数强大的王朝，在精兵强将的镇守下，不是那么容易攻克的。岳飞足够强，但金兵也不弱，甚至还要强于岳家军，金军镇守潼关，岳飞一时根本无法撼动，可六万岳家军马步，一年消耗的粮草、军饷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四川已经榨不出油水，大量四川人跑去林永哪里当佃农就是因为四川的税赋实在是重到老百姓快活不下去的程度，继续强索实物，可能会造成叛乱。
赵立坐镇陈留，韩世忠屯兵开封，王德、丽琼在洛阳，都在准备北伐，赵鼎要为这些军队找到源源不断的补给，他变不出钱来，又不敢继续增税，他就是靠弹劾吕颐浩的月桩钱斗倒吕颐浩的，他不敢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得给赵鼎找一条财路，否则赵鼎迟早还要打江北金融的主意，而江北金融系统，比朝廷的更稳定，更高效。李慢侯还打算渗透江南，怎么能容许赵鼎破坏江北。
既得给赵鼎钱，还不能让赵鼎伤着自己，只能让赵鼎钻国债这个套了。
绍兴四年，九月。
就在秋粮解库，可依然无法满足赵鼎预设的北伐预算而一筹莫展的时候，晏孝广这个户部尚书带他去了杭州公所。
“借钱？”
“对啊。只能借钱了！”
“能借多少？”
“多少都行！”
“可有一千万缗，我是说制钱，不是钱引。”
“区区一千万贯，何足挂齿。”
“公所这么有钱？”
不由赵鼎不惊讶，轻轻松松拿出一千万贯铜钱，朝廷都拿不出来。
晏孝广摇头道：“不是公所的钱，是老百姓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