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治河思路,原时空一直被贯彻的满清末年。但在明代,有一个死结难以解开——高家堰加高,洪泽湖扩大加深,黄、淮河汛期到来时,会威胁到祖陵安全。因此,“束水攻沙”一直到明代灭亡,也始终是一个半吊子工程,黄淮河的泛滥还是多发。
朱翊钧和张居正等阁臣反复商讨,又请示了陈、李两位太后,到最后也下不了动迁祖陵的决心。——现在真要这么干,政治阻力太大了,说动摇国本都不为过。
但不迁祖陵,“束水攻沙”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大明朝始终就要在这两条河流的威胁下苟延残喘,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救灾补漏的恶性循环之中——这又是朱翊钧所不能容忍的。
而且,因为本时空潘季驯调研的比较深入,在第二版报告中,还提出了“束水攻沙”这一策略的短板。由于“黄淮合流”这一根源问题没有解决,且“黄强淮弱,黄高淮低”这一因素的作用,当汛期之时,淮河水道并不能全部容纳下泄的洪水,会导致回水倒灌洪泽湖,将洪泽湖的清水口淤塞。
长此以往,一方面影响“束水攻沙”的效果,另一方面水流变缓后,徐州以下还会形成悬河。
潘季驯在第二个方案被皇帝否定之后,终于再次大其心,这次终于大的没边了——他居然想用一连串堤坝工程和开挖新河,单独恢复黄河、淮河的入海通道!
具体思路是,先把黄河进入洪泽湖和原淮河的入水通道都截流,利用一连串的堤坝和旧河道,迫使黄河北上入海。然后以洪泽湖为枢纽,将淮河水放入旧河道,并截断淮河和长江的联系。
这一宏伟工程,将利用新开的加上以前的,共两条河道交替使用,来彻底解决黄河的淤积问题。施工方案如下:
首先开通新河道,将夺淮的黄河引开北上。同时将高家堰加高、加宽,蓄积淮水,再从洪泽湖西南部出湖,利用黄河的旧河道入海,将旧河道刷出来。
当旧河道刷出来一部分后,截断淮河进入长江的通道,将淮河水全部引入洪泽湖,扩宽洪泽湖西南清水口,加大刷河力度。
当黄河新河道二三十年后逐渐淤积时,将关闭黄河河闸,新修堤坝,将黄河导入洪泽湖,引入已经冲刷完成的淮河(老黄河)之中;同时再打开洪泽湖东北部大水闸或直接破开堤坝,用新修的堤坝将进入洪泽湖的淮水导入“新黄河”中,冲刷已经淤积的新黄河。
如此交替利用两条河道,一清一浊反复,一方面解决了黄淮河合流后,汛期洪水倒灌,洪泽湖清口的淤积问题;另一方面,交替使用两条河道,使黄河淤积这一千古难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最后,因为洪泽湖有了两条出水口,将大大缓解祖陵的压力。
这一方案唯一短板在于黄河入洪泽湖期间,将导致洪泽湖出现淤塞,枢纽失灵。但是潘季驯判断,因为淮河位置较低,当再次重新改换河道后,洪泽湖内淤积的泥沙将被冲下去大部分,不会成为大患——为了百年之计,可在洪泽湖外留下一部分土地不予开发,充当泄洪区备用;也可在旱季进行洪泽湖的疏浚清淤工程,扩大库容。
这个方案若能成功,将一箭多雕,同时满足皇帝既保祖陵、又保运河,还保民生的要求。而且,利用这全国性的大工程及周边的配套水利工程,将使常年受灾的两淮和黄河流域成为粮米之乡——真正的功在千秋。
张居正当时看了潘季驯上交的第三份报告所耗费的钱粮、工役,猛吸凉气,二话没说,直接判第三份报告死刑。但朱翊钧见之,心里大为惊喜。
新中国建国后,治理黄、淮河采用的方式和潘季驯第三方案只有一小部分类似,最大的区别是没有彻底改变淮河仍为长江支流的状态,而且也当时黄河也改道了,因此治理两河均属于单流域治理。——黄河的淤积问题,到了新世纪其实已经不用解决,因为黄河下游基本上快断流了。
这一方案,后续效果将非常的鼓舞人心:一方面将三河联动,一涝皆涝的水域状态打破,利用黄、淮河单独入海的方式,一次性解决黄淮河争流问题和长江下游水量过大问题。此后,黄河、长江、淮河三条主要河流的防洪和治理以后就成为单流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