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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三章 余波(1 / 2)

征缅军的露布飞捷,没有坐船,而是先到云南,然后快马穿越整个帝国。

露布所到之处,各大小驿站,城池都知道帝国征缅军打了大胜仗,阵斩缅甸国主。南方桀骜不驯的各大小土司,待消息传到深山之后,都老实了好多,地方官治理难度大减。

《帝国南京日报》随之发表社论,向民间宣贯征缅的起因,分析了利弊——无非保家卫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道理。

经过几年来渲染民族主义文学作品和报纸宣传的养成,帝国南方识字率较高的城市,产生了较强的民族凝聚力。而且征缅军并未像英宗时期三征麓川动员了整个南中国,枪炮、弹药都由京师转运,万人新军的粮草云南应付毫不费力——至于跟着打酱油的五万人,本就是云南本地兵和土司兵的混杂,并不额外耗费多少钱粮。

因此,没有感到战争压力的江南,对于新军攻伐缅甸,取得大胜是喜闻乐见的。报纸上偶尔有些议论,例如:“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若宽其斧钱之诛,兴我羽旄之舞”,还有“王师不可轻出,夷性不可骤训,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之类,随即就被有组织的反驳文章批驳的不成气候。

南京日报批驳扩地无用论最有力的文章来自王世贞。他和南京日报的东主冯邦宁,已经结了八拜之交,成了好哥们。因为王家被流放东北的五个孩子都是冯邦宁给弄回来的。

皇帝大婚时一定大赦天下,朱翊钧也不能过于标新立异了。但为了法律的严肃性,大赦天下仅限于四十五岁以上、非十恶之罪者,王家被流放的都是年轻人,不在范围内。

王世贞无奈之下,找到了冯邦宁。冯邦宁拜托了他的干爹李秀山,又派人不知在东北做了些什么文章,王家几人都被放归。经此一事,王世贞兄弟两个把冯邦宁感激到了骨头里。

在政治上完全失去了进步可能的王世贞,经历了家庭的大变故,也到道家、佛门寻求心理上的安慰和平衡。尤其拜了昙阳子为师,关于儒释道三者关系的文章发了好多篇后,觉得自己在思想上已经比肩先哲,在南方士林的名声更甚往昔。

王先哲尽管牛的不要不要,但冯老板却是他的命中克星。随着他在《南京日报》上发的文章越来越多,自家在买地、救人等多方面求到冯邦宁也越来越多之后,他本人在冯保伯侄的掌中也越陷越深。

万历四年,冯邦宁建议王世贞将《鸣凤记》修改一下,趁着昆曲兴盛的东风,把自己的文名再往上推一推。王世贞当然乐意,他和冯保一样,都恨张居正入骨——至于写文章皮里阳秋,写小说暗讽世情,本就是王世贞的看家本领,冯保都不用通过冯邦宁提点他。

张文明遇刺后,王世贞差点吓死。刺客唱着《鸣凤记》把张居正他爹杀了,王家搞不好要全给张老爷子陪葬。待白色恐怖弥漫全国,《鸣凤记》中包含的政治隐喻也被人无限引申、挖掘——王世贞敢指天誓日,士林众人对《鸣凤记》的阅读理解绝对超纲!

然而,王家自从跌入谷底之后,仿佛身上有了保护罩一般。锦衣卫大索天下期间,连找王世贞问话的人都没有。他松了口气的同时,对冯邦宁身后的势力越发看不透——李秀山的能力固然能保住自己,但连问话都没有绝对夸张。

因此,对于冯邦宁的指令,王世贞毫无反感。其实他的思想从层次上来说,已经近乎形而上学,理所当然的认为战争、土地和财富这些东西都很扯淡。但接到冯邦宁的传信之后,王世贞接受的也很顺滑,完全无抵触感,他甚至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个爱国者,鼓吹战争理所当然。

喉舌的重要性就在于此,也是朱翊钧在亲政之后就敢变法的最大底气。新军固然能扫平反叛,但变革引发叛乱乃至内战,却不是朱翊钧所愿。因此,掌握了舆论利器,就握住了大半人心。

因此,冯保在无旨越线之后,还能得保首领,一方面冯保所为在客观上推动了丁忧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也给朱翊钧消灭变法反对者提供了道义制高点;最后,在掌握江南舆论、人心方面,冯保确实也不可或缺。

当然,冯保自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才会在朱翊钧揭破之后心丧若死。且经过“赐死”之后,他已经彻底明白了自己越线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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