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东则接续说道;“目前日本在野党之中,有能力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比较多的席位,而且又比较弱势的政党,大碍只有日本新党,所以我认为,新党的领袖细川护熙,最有可能成为日本的新人首相。”
旁边的钱爱民教授开口问道:“新党不是去年五月份才刚成立的么?成立到现在才刚满一年,这么一个新的政党,能诞生首相?”
“就是因为新党比较新,当细川护熙担任首相后,其他党派才比较容易换掉他。”
李卫东微微一笑,接着说道;“我刚才就说了,这只是个过度首相,是为了平衡各方势的结果,所以坐不长的!羽田孜可是对首相之位虎视眈眈被!
除此之外,别忘了还有个日本第二大党的社会党,这老大自民党被赶下了台,当老二的怎么会没有点想法?社会党肯定会想方设法,去角逐首相的宝座。
所以未来几年,日本的政局可能会比较的混乱,多党联合组阁,也意味各党争斗不断,估计得等到自民党重新执政,日本的政局才会稳定下来。”
李卫东的这些判断,当然是他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上逆推的,然而在其他人听来,李卫东的这一系列推论却是有理有据。
老者的表情则显得有些凝重,不同的人担任首相,在经济、政治、外交等各领域的政策也必然不同,而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也会根据日本执政者,来制定相应的对日政策。
如果能提前预知日本首相人选的话,国家针对性的制定对日的政策,不仅可以知己知彼,还可以抢占先机,这可是极大的好处。
老者记下了细川护熙的名字,随后接着问道:“小李同志,你刚才说日本经济存在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一下,都有哪些结构性的问题?”
李卫东点了点头:“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多个方面的,细讲起来比较复杂,我就简单的说几点吧。首先说一下日本官僚体制所带来的问题……”
李卫东开始款款而谈起来。
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一直都是经济学家颇为热衷的研究课题。
最初的时候,人们将日本经济的衰退,归咎于《广场协议》上去,认为如果没有签署《广场协议》的话,日本经济就会一直长盛不衰下去。
然而签下《广场协议》的又不只是日本一个国家,德国、法国和英国同样签了这份协议,也同样面临着马克、法郎和英镑升值的问题。为什么就日本失去了三十年,而德国、法国和英国啥事没有?
特别是德国,跟日本的国情和产业结构非常相似,当时经济规模还不如日本,结果却能够抵挡得住《广场协议》的冲击,甚至在十几年后成为欧洲的领袖。
于是经济学家便在《广场协议》之外找原因,很快的便发现了,日本失去三十年的真正原因,是日本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即便是没有《广场协议》,日本的结构性问题迟早也会爆发出来,给日本经济致命一击。
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方法,不是去颁布几条刺激性政策,也不是去增加、减少或者修改一些法规条文,而是要靠结构性的改革。
日本的执政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没有能力做到结构性的改革。因此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总是希望依靠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恢复,各种刺激通货膨胀的手段都用上了,最多只是取得一些短期的效果,整体经济层面上依旧是没有什么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