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历史上罗淑亚就是在普法战争期间，明知国会和拿三都不会同意在远东打一场中等规模战争的情况下，悍然动用兵舰恫吓清廷的。
完全不知国际大势，只知洋枪样炮厉害就算是睁眼看世界的曾国藩同样被吓住，甚至又上演了当年兵败投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故，躲在屋子里失声痛哭，自怨自艾。
收拾好情绪，曾国藩代表清廷与罗淑亚数次交涉，最终请旨将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三人革职拿办。
除了刘杰拘捕失踪，其他二人均发配黑龙江充军流放。
此外，清廷将赔偿法兰西、英吉利、俄罗斯、比利时、西班牙、美利坚（林）各国5至20万两赔款不等的赔款。
银子确实不算多，至少比历史上要少。
抵命的数量也从23人减少到了3人。
但这是因为由于天津护教军的实力比起历史上大大增强，以至于义民对教堂的破坏远比历史上要小，各国的人员死伤也少得多，并非是曾国藩的谈判技巧有什么进步。
在稳住洋人的同时，曾国藩对内发布了《谕天津士民》，指责天津民众不法举动，严禁天津民众再生事端。
他还摆下桌案，要求有真凭实据者，前来指认洋人“剖心杀婴”一事。
结果数日都无一人上门。
又派人提审逮捕的拳壮，得出所谓育婴堂杀婴虐婴，剖心挖肺，炼药祭巫之事没有实据，皆为捕风捉影之事。
客观来说，鱼龙混杂之下，拳壮也好，苦主也罢，或者是百姓之间在某些问题和细节上，以讹传讹，捕风捉影的情况大概率是存在的。
只是为什么堂堂直隶总督在中国土地上办案，不去彻查洋人教堂，不去审问洋人传教士和相关人员，不去把洋和尚庙掘地三尺，而要审问向来不愿沾惹官司的华人百姓，其中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得出杀婴一事子虚乌有之后，曾国藩将张光藻、刘杰等人关押的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全部释放，并在上呈朝廷的奏折中为传教士辩解。
并派出湘军大肆搜捕参与“津教案”的民众，表示要给友邦一个交代。
一代儒学圣人，非但没有像众人所期望地那样护我“名教”，护我人民，反而为耶教站台，为洋人作伥！
此种倒行逆施，一时之间，天下哗然。
大家意识到，曾剃头还是那个曾剃头，不过很显然，他只剃中国人的头，不剃洋人的头！
华北各地的湖南同乡会馆纷纷砸掉曾国藩的牌匾，撕毁他的画像，耻与其为同乡。
他的旧部同僚纷纷书信责问甚至公开谴责。
李鸿章修了半天的电报网在此次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鸿章，左宗棠，杨岳斌等湘军旧部纷纷通电全国，谴责曾国藩为湘淮之耻。
尤其是李鸿章。
刚刚养伤归来的李鸿章这一次战斗力爆表，写的《讨曾檄文》比著名大喷子左宗棠还要狠，还要毒辣。
替皇上打仗我打不过你左季高，喷人方面我可一定要压你一头！
李鸿章引经据典，将自己的老恩公喷了个体无完肤。
基本上，他喷曾国藩的罪名和评语，改个名字，用来形容历史上的他自己都不为过。
相比之下，左宗棠到底还是念着旧情，只是疾呼曾国藩不要自误。
国士怀利刃，若是用对了地方，纵然是百万人屠，亦是傲骨留香，可若是用错了地方，则必将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