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这几年也变成十分繁荣，不过它的繁华和长安的繁华略有不同，长安的繁华是一种由中低层百姓引出的繁华，中产人家最喜欢去西安门大街逛街吃饭，就连底层百姓也会砸节假日带着家人去逛一逛西安门大街，挤在人群中欣赏花船巡游，花几十文钱在街头买些点心吃食，一家人也能吃饱。
而洛阳的繁华恰恰相反，它是一种高端的繁华，各种来自江南的绫罗绸缎总是供不应求，名贵珠宝从来不缺销路，权贵豪门互相攀比，他们乘坐的马车一个比一个奢华。
豪门夜宴上，贵妇们穿的长裙一个比一个长，珠宝一个比一个名贵，被誉为‘裙拖六幅湘江水’的六幅长裙已显得寒酸，而八幅长裙已经是标配，甚至十二幅长裙也不少见了。
权贵人家不仅主人奢侈无度，就连丫鬟侍女们也是穿金戴银，遍身罗绮，出入也要坐马车代步。
一种穷奢极欲的风气在洛阳的上流社会越刮越猛。
而与高端的繁华相反，洛阳中低层百姓却穷困潦倒，一条洛水把洛阳分成了两个世界，洛水北面各坊的富豪都迁去南面，而原本生活在南面的普通人家因承受不了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税金而不得不迁去洛阳北面。
洛阳南面又以长夏门大街为界，长夏门大街以西各坊是权贵、高官、外戚和大商人们居住的地方，二三十亩的大宅比比皆是，百亩的巨宅也不少见，朱泚最宠的贵妃陈文丽的兄长，礼部尚书、梁郡王陈文贵的府宅占据了半个劝善坊，足有三百亩之多，妻妾上百人，侍女仆妇有数千人之多。
长夏门大街以东各坊则是洛阳中产百姓生活聚居之地，但洛阳的中产却活得格外艰辛，斗盐六百五十文，斗米三百文，粗布也要六十文一匹，肉食更是昂贵，架间税每梁一贯钱，一户人家每年至少交税四五贯钱。
当然，这是用朱泚王朝发行的新钱，一文长安的老钱可以兑换两文洛阳的新钱，如果折算下来似乎也不算贵得离谱，但问题是，洛阳人的工钱并没长安人的两倍。
长安底层人家每月平均收入是三贯老钱，一家三口辛苦点，一个月也能挣到五贯钱，稍微节俭一点，每月攒下两三贯钱没有问题。
而长安中等人家收入是五到八贯钱，生活就比较富裕了，全家人隔三差五可以去街头小酒馆里小酌一次，或者每月去一趟西安门大街酒楼里吃一顿。
可是洛阳中产的百姓的月收入也是三贯左右，却是新钱，每月买米面就花掉三成，也就仅仅够一天糊口两顿，房租一间一贯钱，再拼命节俭，每月都入不敷出。
这还是中产百姓，底层百姓就不敢想象了，一个月收入一千钱甚至几百文，要养活一家人，日子怎么煎熬？
洛水以北各个坊内，分布着大片大片低矮的草屋窝棚，倒不是一直就这样破烂，而是因为很多人家交不起架间税，只得把房子拆了，搭建成草屋窝棚。
洛阳的贫苦人家做梦都想把子女卖到豪门做丫鬟仆人，要么女儿长得稍微清秀一点，送去乐坊舞坊学艺，长大后就做乐姬舞姬，沦为富人的玩物。
朱泚王朝的都城早已沦为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
但如果仅仅是豪门权贵的奢华无度，洛阳百姓还不至于如此贫困，毕竟还有整个中原和江淮、荆州可以供养京城，关键是朱泚要养四十万大军，每年光军俸就要一千五百万贯，还有粮食、兵甲以及各种消耗，还有几万匹战马要养，整个新秦王朝都被沉重的军费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天傍晚，洛阳百林坊内的一家小酒馆内光线昏暗，这是洛阳城长夏门大街东区最常见的小酒馆，大堂上摆了五六张破旧的桌子，不知多少年了，上面铺着一层厚厚的油腻，现在是晚饭时间，可只有一张桌前坐着两名小商人，似乎在谈生意，点了两盘小菜和一壶酒。
掌柜懒精无神坐在柜台后面，目光不时瞥向里屋雅室，酒馆也隔出两个小房间做雅室，门上挂着破烂的门帘，其中一间空着无人，另一间内则坐着一名商人模样的男子，他是酒馆的老客人，掌柜知道他是姓庄，相州人，据说做点小本买卖。
掌柜知道，这年头商人们都在吹嘘自己的生意如何如何做得大，如何如何本钱雄厚，但喝酒付钱时却一个比一个溜得快，但如果说自己做点小本买卖，那一定生意不小，大多是做暴利违禁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