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泰伯篇》中，出现了这么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别有用心的人胡乱解读，成了统治者的遮羞布。直到后世，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也充满了争议。
比较主流的理解是：对于老百姓，只要让他们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去做就行了，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就是典型的愚民思想，千百年来，不论中外，不论东西，不论统治者用什么样冠冕堂皇的理由，控制百姓的思想，都是他们统治的核心。只要人的思想被统一了，就不会生出祸乱。
统治者对这句话如获至宝，因为孔子在人们心中一直是圣人形象，《论语》更是读书人的道德规范标准，孔子和《论语》，就是金科玉律，任何人都不得质疑。
要求百姓机械化地实行统治者的意志，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控制思想，从而稳固江山，就非常容易了。
但是，要控制思想，实行愚民政策，就必须让百姓们少读书，书读得少，思想就会固话，自然容易控制。否则百姓学的越多，懂的越多，控制起来不就越难了吗？
所以，对于诸反对司马珂的士族官员，就拿这句话来攻击司马珂，认为司马珂创立郡学，为黔首提供上学的机会，而且还广印经书，公开出售，会让百姓思想活跃了，就不会在安心接受统治，从而生出祸乱，影响大晋江山的稳固。
然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很显然被错误的理解了。孔子提倡仁爱，提倡有教无类，这种“愚民”思想和孔子的主张是相悖的。孔子第一个创办私学，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他如果要愚民，又怎么可能办学，让普通人接受教育呢？
听到司马衍发问，司马珂微微一笑，缓缓的说道：“《尊德义》有云：‘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故微臣以为：‘由’者，导也；‘知’者，折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民可使导之，不可使折之’也。孔子首创私学，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岂会不使民知之？”
按照司马珂的同样引经据典的理解，孔子这句话非但不是愚民思想，而是非常强烈的民本思想，即老百姓只能去引导（由），不能以暴力去强迫、去压服（折）。
《尊德义》同样是先秦战国时期的经书，据传乃孔子或其弟子所作，司马珂以《尊德义》为据，来理解孔子这句话，也是极其有说服力。
司马衍顿时愣住了，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司马珂见得司马衍不语，又用极其严肃的神色，对司马衍道：“世家大族，把控经书学识，进而把控朝堂，以致皇权式微，而士族尾大不掉，昔日有‘王与马，共天下’，此是何其荒唐可笑？唯有让黔首及寒门崛起，打破世家高门的垄断之势，方可正君威，慑群臣。而黔首及寒门崛起，就算千家作乱，亦不如士族一家之乱，而其联络千家作乱，何其之难？故此，士族势大之患，千倍于黔首之患，还请陛下三思之。”
司马衍心头一震，他当然明白并深刻的体会到司马珂所说的话，若非司马珂横空出世，此刻的他恐怕依旧是世家豪族手中的傀儡，非但万般不得做主，就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究根结底，还是因为士族过于强大，导致皇权被架空，如同摆设一般。
刹那间，司马衍顿时又想起当年那段朝不保夕的胆战心惊的日子，想起石头城的那个小仓库，想起母亲上吊的尸体，想起自己当年的茫然无措，心中如同醍醐灌顶一般，脑海中瞬间一片清明。
司马衍缓缓的站了起来，居然恭恭敬敬的朝司马珂一拜：“皇叔果然一片丹心，朕近日险被诸士族所误，还望皇叔见谅。”
司马珂也赶紧站起身来，还礼而拜：“微臣身为大晋之臣，又乃宗室，岂敢不尽心尽力，为大晋及陛下效忠。”
这一刻，君臣之间，所有的隔阂，又化为乌有，恍惚之间，两人又回到了数年之前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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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建康宫，司马珂照例去拜访陆玩和何充。
陆玩倒是对司马珂依旧充满热情，毕竟江东士族与司马珂还是渊源很深，而且一向没有过节。虽然他对司马珂的办学及印书出售也不是很理解，但是却也不像诸北方士族那般激烈的抵触。况且，江东士族一向对北方士族反感，所谓“北伧南蛮”之争，依旧很是激烈。再加上陆纳在司马珂帐下听用，陆玩自己的三公之位也是当初司马珂极力推荐，故此陆玩依旧是代表着江东士族站在司马珂的这一边。
但是，到了何充这边，这个昔日对司马珂有扶持之恩的司徒，却似乎冷淡了一些。王导去世，庾亮被杀，郗鉴病重且一直力挺司马珂，北方士族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隐隐之间，何充便成了北方士族之首。
受诸葛恢、蔡谟等一干北方士族的影响，何充也逐渐被同化，对司马珂暗地里也颇有不满。何充对司马珂的不满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司马珂几乎掌控了全国七成的兵力，同时掌控了六州之地，外加北地诸郡，过于势大；其二便是司马珂广印书籍出售，郡学之中也广招黔首子弟，认为日后恐惹祸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