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怀忠也是西军少年便成名的武将，但他能出任陕西最重要的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镇戎军统制，以及章和殿侍制高纯年与此时还在潼关的侍卫马军司都指挥使苗彦雄，能在蔡铤之后担任陕西路转运使、陕西诸路兵马都总管，主持陕西诸路军政大权，他们自然都是蔡系的核心将臣。
此时随高纯年、郑怀忠进入巩县的西军前锋诸将，也完全可以说都是蔡廷在西军提拔起来亲信、嫡系。
虽说朝廷将蔡铤下狱追究伐燕兵败之罪，为避免西军惊扰，一直宣旨声明蔡铤罪不涉西军受他提拔、信任的将吏，甚至还追封战死于应州的刘世中太尉、浿阳郡公以释西军将吏的忧心。
高纯年、郑怀忠等人或许从此之后与蔡铤划清界限，但这绝对不意味他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观念就会转变过来，这绝对不意味着他们内心对王氏故人的敌意就此冰消雪融，大家从此能泯然一笑解恩仇。
不，徐怀还没有天真、单纯到这地步。
即便在赤扈人的亡国威胁前，大家都不得不先携手御敌，但背后依旧有着很多的讲究。
在高纯年、郑怀忠、吴文澈进入巩县之前，徐怀就与景王赵湍、钱尚端以及代表胡楷的胡渝认真商议过。
徐怀在巩县所部，仅有五百人马，即便在邓珪、杨祁业及唐盘率部赶到后，以蔡州援师为名义集结的兵马，也仅有一千五百人众，远远不及第一批就高达五万人众的西军援军。
照惯例，蔡州援军在巩县需要接受西军将帅的节制，听从调动。
而景王赵湍这时候可以在高纯年、郑怀忠及吴文澈身边，对调兵遣将之事提一些建议，也能代表宗室激励将卒士气，但具体的征战之权，就应该交给高纯年、郑怀忠、吴文澈以及此时在潼关坐镇、权柄更高的陕西行营诸路兵马都总管苗彦雄，不应干涉他们对战事的统御权。
理论上，守陵军也应该交给郑怀忠、高纯年等人节制。
不过，事事并无绝对。
他们到巩县后，还不是直接从乔继恩、陈由贵、高惠鸿等人手里接过巩县的守御权？
当然，高纯年、郑怀忠、吴文澈以及此时在潼关坐镇统领中军、后军的苗彦雄，与乔继恩、陈由贵、高惠鸿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