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雅侍候我早膳吧。”韦宝走到案台边上对徐蕊道：“你来，把这些地方的画像给我补上去，画我的头像，画帅一些呀。”
徐蕊看着几张纸上都是长方形的图案，奇道：“总裁，这是啥？”
“这是钞票！”韦宝喜滋滋的说出了自己发行钞票的构想。
徐蕊和王秋雅闻言，都说好！
“用记账的方式算工钱，算各家天地商号旗下商号的商业往来，太麻烦了，而且容易出错。”徐蕊笑道。
“是啊，要有一样类似银票的凭证，一切便简单的多了。”徐蕊也笑着接话道。
一开始，银票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银票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银票”。这时的“银票”，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银票”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银票铺，并在各地设银票分铺。
由于银票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所印“银票”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银票”赢得了很高的信誉。
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银票”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
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银票”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
后来银票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银票”信誉。
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银票”，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银票”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银票。
但并非所有的银票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银票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银票”无法兑现。
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银票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银票”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银票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银票发行，并“置钞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银票——“官交子”。
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银票要早六七百年，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银票。
“官银票”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
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
首届银票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银票”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银票”为“钱引”，改“银票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银票”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
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银票为钱引。“钱引”与“银票”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到了元代，进一步完善了银票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发现了元代使用的银票，于1298年撰写的《马可波罗记》中，详细介绍了中国银票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
从此，欧洲人了解了银票。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银票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银票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
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银票”则是真正银票的开始。
银票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
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银票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