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中国，导致医生们误诊的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工作压力和疲劳所占比例也非常巨大。孙立恩能够达到18%的平均误诊率，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本身能力多么出众，而是因为每日处理的病例有限，而且在不直接接触患者的前提下，他能够花更多时间，更多精力在每一个个案中。并且几乎可以不受限制的对每一个病例进行任何他想做的检查，完全不用考虑患者家属是否能够承担的起检查费用，或者他们愿不愿意配合。
孙立恩的情况属于特例，毫不夸张的说，在实验楼的“第九诊室”中，孙立恩绝对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里过的最滋润的医生。而现实情况却和这种理想状况天差地别。
项目组会提出AI诊断的目的也在于此，如果能够通过一套基于云服务的AI算法，给医生们提供一个不会有任何怨言，也不会因为疲劳和工作压力出现失误的“第二意见”，那么必然能够显著降低误诊率。
然而目前看来，老东西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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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两个文件签字是么？”第二天早上，孙立恩在医院里接到了林夫人的电话。四院并没有精神病科，因此在和孙立恩见面签完了实验组的相应许可和通知后，吴友谦带着人直接把孙立恩和林夫人，以及林强接到了宁远医学院附属医院。这里有精神病科，可以接诊被初步诊断为“慢性疲劳综合症”的林强。
林夫人和孙立恩一起去收费窗挂了精神病科的号，从挂号到交钱，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避着林强。为了防止中间出点差错，就连挂号的项目都写的是“特需门诊”。
“你最近确实觉得身体很不舒服，有肌肉疼痛……”负责接诊的医生是吴友谦头天晚上就叮咛了几百次的精神科副主任。作为一家医学院直接附属的大型三甲医院副主任，梅主任本来应该是很有排场的那种。只可惜吴友谦在梅主任上学的那年就已经是院长了，师长有命，学生实在不敢炸刺儿。梅主任只能老老实实的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直接开始诊断。重新问诊了一遍之后，他借口“需要最后会诊”，让林强先去吃个早饭，自己则去了吴友谦和孙立恩待机的房间。
梅主任摘了口罩，对两人道，“诊断成慢性疲劳综合征没有问题，如果没有CD4细胞绝对计数下降的话，其实我更倾向于群体性癔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