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有幅著名的画像，除了颗颗如弹球大小的珍珠用以显示尊贵、奢华外，她的右手则按在地球仪上，以彰权柄。
与之类似，地球仪还以帝国王权的象征出现在了画家大卫的《拿破仑的加冕礼》中，当时拿破仑在法国已权倾一世，被不少人视为“独裁者”。为此，漫画家吉尔莱还发表了讽刺画《葡萄干布丁》，画中拿破仑正与英国首相在用刀叉分割地球仪。
与拿破仑差不多同时期的乾隆，也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心勃勃的帝王。后世的美国清史学家欧立德就曾拿乾隆与拿破仑相较，并认为拿破仑要逊色得多，其中一大证据就是乾隆在位期间，“清军的行动遍及西北的草原、沙漠、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及西南的烟瘴之地”，大清疆域因此扩大了三分之一。
确实，乾隆也非常得意于自己的十件战功，因此自称“十全老人”。但与拿破仑不同，乾隆的这十件战功几乎全是膝跳反射式的平叛活动，并没有明确的地理野心。
换言之，乾隆的雄心对照的完全是传统的帝王标准：明君盛世、长治久安。因此，面对英国使者呈送于前的地球仪，他也只当是奇巧珍玩而已。
相比乾隆朝的疆域，13世纪的蒙古帝国无疑还要大得多。来自游牧民族的成吉思汗、忽必烈相比其他中国皇帝，对地理有着天生的敏感。
其实早在1267年，在中国元朝就出现了最早的地球仪，是波斯人哲马鲁丁应忽必烈对西域星学者的征召，入华后制造的。
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穿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显然，与两百多年后西方产生的地球仪不同，哲马鲁丁的地球仪虽也是球体，但采用的仍是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并没有经纬定位系统。
而且，很快元朝的重心也开始由游牧转向农耕，地理知识很快被边缘化，天圆地方的概念仍占据主导地位。
欧洲诸国林立，相互之间腾挪的空间并不大，再加上耕地面积的有限，这些都催生了他们对大海之外世界的想象和试探。
再过两年，拿破仑便会挥军南下，正式入侵埃及，并打算借由埃及东进，仿亚历山大大帝的方式入侵亚洲：他骑着大象，手里拿着经他个人修订过的古兰经。
这一举动除了法国本身的地缘政治考量，其中也暗含着拿破仑个人征服东方的憧憬，他深信“威名只能在东方取得，欧洲太小。”
为此，他随身带了大批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土地测量员、哲学家、建筑师、工程师和印刷工等人同去埃及，以便记录下法国启蒙之光初临落后东方的盛况。
与之相似的行动也发生在四年前快速上升的英国，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八百余人的使团前往清朝帝国访问。
他们随团带着大量诸如航海望远镜、战舰模型、地球仪、铜炮、火枪等最新技术产品入华，并指望靠它们打动中国皇帝乾隆。
英国使团此举一定程度上可能受了利玛窦在华经历的影响。利玛窦得以进入晚明宫廷，主要靠三件事物引起万历皇帝注意：世界地图，自鸣钟和欧洲钢琴。
万历皇帝喜欢自鸣钟，天天放在身边，世界地图也被放大制成了四个屏风，当时的乾隆跟万历的兴趣不无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