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了明朝后期，菲律宾和日本两个重要白银输出地因为各自原因突然大幅减少了流出，一下造成明朝这个“白银帝国”出现了“钱荒”。国内不断出现的天灾，朝廷拿不出赈灾的粮食，灾荒便越演越烈，最后连军费和日常支出也遇到了困难。
面对严重的通货紧缩，崇祯给出了两剂猛药——开源、节流，然而正是这两招，把摇摇欲坠的明朝彻底推向了覆灭。
魏公公深知这段历史，所以他才大力开办海事，为的就是将海贸的巨额利益从民间拿回，不说全部拿回，拿回一半甚至一小半都行。
白银是好东西，但是要流通开才行。钱动了，才会钱生钱，才会钱买物。死抱着钱堆在家里，看着叫人满足，于小家有益，于大国却是半点利处都无。
澳门耶稣会能够送来五万两，魏公公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让熊三拔和罗启南说说澳门的事，有件事引起了他老人家的关注。
这件事就是投机倒把。
在澳门，有大量的西洋商人从事一种新型的买卖——“套汇。”
隆庆开关以来，明朝大量商品出口西方，以低廉的价格换回来大批白银，因此大明成为世界白银最大的流入地。
面对疯狂涌入的白银，帝国的管理者们却没有与时俱进，他们对于货币的管理手段十分落后。
罗启南说道世界各国的金银比价都在1∶10以上，即一两金子换至少十两白银。
而在明朝，因为官方货币并不承认金银，所以金银的兑换主要是民间自发形成，兑换比在1∶5.5－7之间，大概五到七两银子就能兑换一两的金子。
两者兑换的差价十分明显，存在投机空间，因此大量外国商人将白银运往明朝换购黄金，通过这种手段毫不费力的赚取超额利润。
这个“套汇”利润是惊人的，如果将澳门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全部套汇的话，就相当于那些投机倒把商人每年凭空从中国套走五百万左右的白银。
当然，事实上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的套汇空间，魏公公私下估摸从事套汇业务的商人每年顶多能套走一两百万两。
不是这些西洋商人不想套走更多，而是当下大明的民间兑换业务还比较零散，没有形成整体，因此单家的兑换能力并不强。
而且这个时代的兑换业务不像后世那么发达，在哪个柜台一办就可以，而是要奔波不同的地方，时间上就限制了大规模兑换套现的可能。
好比澳门教会汇到南堂的那笔三万五千两的汇银，就不是一次直接汇入京师，而是经广州商行先兑，再由扬州中转，最后是在京师承兑。前后一共是三家钱庄参与此业务。
“教会有没有从事套汇？”公公对此很有兴趣。
罗启南才刚来东方一年多时间，对此倒不是太清楚。
熊三拔来的时间早一些，所以有过听闻，说是在华耶稣会确有人员从事这方面的买卖，但怎么操作，都是谁办的他就不清楚了。
“大主教阁下如果想知道这方面的事，可以派人去澳门了解。”熊三拔道。
魏公公不置可否，让熊三拔将汇到的五万两准备好，他过两天派人来提走。对此，熊三拔没有意见，因为之前郭居静已经告诉他大主教阁下需要银子打动大明皇帝的心，以求能够说服大明皇帝派出皇军征讨正在迫害天主教徒的反动日本幕府。
“以后不要叫我大主教，叫我教主。”
魏公公正色道，殷殷看着熊三拔，“熊，南堂这里要做为天主教中国化的试点，中国是东方之重，京师则是中国之重，我谨以东方教主的身份授予你京师天主堂主一职，盼你能够牧灵福传，将上帝的事业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