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赣南土豪武装的战斗力强大，能够与官军抗衡。据《独醒杂志》记载：“李仲谦大有，新喻人，靖康初为赣守。京城戒严，即调赣卒勤王。诸郡以承平之久，士卒懵不知兵。及当调发，间有冠葛巾扶杖而行者，观者莫不窃笑。惟赣卒独勇锐，器械亦精明，仲谦号令整肃，师行秋毫无犯。”
南宋初期，曾任虔州知州的薛弼曾提出：“（虔州）有武夫周虎臣、陈敏者，丁壮各数百，皆能战，视官军可一当十。”
南宋杨万里在《朝奉刘先生行状》中写道：雩都县有孙氏、钟氏，“根结盘互，异时守令瞪视，莫敢枿其角牙”。
另据《宋史》记载：德祐元年（1275年），赣州知州文天祥在赣南招募义军勤王，“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
正是因为赣南土豪在当地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实力，所以能够组织起大规模的私贩活动。在土豪的号召下，赣南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整村外出私贩的现象，“常以岁杪贩盐，空聚落往返”。
宋人往往称私贩者为“寇”、“盗”和“贼”。嘉祐六年（1061），赵抃任虔州知州，他在《知虔州到任谢上表》中写道：“惟兹赣川，控彼南粤，负贩常为群盗，不下一千馀人；疆畛最远他邦，动经**百里。刑无虚日，俗未向风。”
赵抃认为赣南私贩严重，“负贩常为群盗”，造成了当地刑无虚日的繁杂局面。南宋楼鑰也提出：“汀、赣接境，岁晚辄百十为群，名曰贩负，实为剽掠。”赵抃和楼鑰的观点反映了宋人的普遍看法，但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因为他们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进行阐述的。
百姓私贩广盐冲击了食盐专卖，严重影响了江西盐课收入，私贩冲击了社会稳定。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
当遇到官府追剿、或财物损失时，私贩者极易由百姓沦为盗贼，危害社会稳定。这也是私贩者常被视为盗贼的原因所在。
一路上面秦桧已经知道了其中大概的原因，从建康城出来的时候，他还信心满满的拍胸脯，说自己可以解决这一次的问题，现在他的心中还是比较忐忑不安的，因为实际情况跟他想的有太大的差别。
不过有一点他是非常确定的，那就是大部分参与叛乱的百姓，实际上还算是本性不坏，最多算是被邻里乡亲给蛊惑了，最后才被那些私贩集团给利用。
爆发的所有的起义，实际上都是这些私贩集团所带头发起来的，真正有罪过的也就是这些集团的首脑人物，如果这一次也同样希望能够比较简单的，将叛乱给平息下去，同样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瓦解私贩集团周围的那些被蛊惑的普通百姓。
只要这些普通百姓能够离开叛乱，不如继续跟着那些私贩集团，仅仅只是以村落和血缘关系形成的私贩集团，至少很难继续的进行大规模的叛乱，到时候想要平叛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上次秦桧是去的信州，这次则是从饶州过隆昌府，向南过抚州，只不过他们之后是顺着向西南的方向到达乐安县城，又被迫走吉州，到达兴国县，最后才到达的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