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掀起变法运动，苏轼与他政见不合，认为改革太过激进，多次上书抨击。
由此，权倾朝野的王安石，百般打压苏轼。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乌台诗案发生时，许多同僚噤若寒蝉。
王安石却为苏轼仗义执言，力谏道“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最终，苏轼活下来了。
被无情打压过，又被予以援手过，种种是非恩怨，谁能道得清，说得尽。
苏轼作出了选择只记人恩、不记人过。
被征召回京师时，他途径金陵，特地去看望王安石。
一杯浊酒下肚，前尘往事烟消云散。
那段时间，他们一起天天出游，或观赏山川美景，或谈论古今，惺惺相惜。
人来人往，皆是缘分使然。
遇到对的人，志同为朋，道合为友。
遇到错的人，那就懂得放下，解脱自己的心。
昔年好友章惇屡次陷害苏轼，最后把他流放到海南，可后来遇赦北归时，苏轼没有报复，反叮嘱他好好养病。
昔日同事沈括曲解附会他的诗词，上告朝廷，为乌台诗案埋下伏笔。
可时隔多年相见后，苏轼还礼貌地写了一篇书沈存中石墨，夸赞沈括的功绩。
飞鸟与鱼不同路，从此山水不相逢。
人生这一场盛宴，人聚人散，无须怨恨，无须耿耿于怀。
苏轼从小就跟着母亲程夫人读书。
读到范滂传时，程夫人讲述范滂气节清高，为民谋福的故事。
苏轼便立志以范滂为榜样，做一个为生民立命的好官。
自从走上仕途之路，无论得意时，还是落魄时，他都未忘记这个初衷。
担任徐州知州时，走马上任三个月，黄河决口，洪水呼啸而来，徐州有被吞没之危。
苏轼就站在城墙上，手拿工具、脚穿草履，与军民筑起一道千丈长堤。
徐州保住了，百姓将这道“救命堤”称作苏堤，感念苏轼的善举。
后半生，苏轼漂泊不定，即使在最黯淡的低谷期，他仍胸怀天下事。
在黄州时，他听闻岳鄂民间流行“溺婴”的恶俗，便成立“育儿会”，捐钱捐粮，救活无数弃婴。
惠州生产力落后，他改良农具，教授先进的插秧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儋州文化凋敝，他办学堂，兴儒学，培养出岛上第一位举人和进士。
居朝堂之上，就献安邦定国之策；处江湖之远，便躬身为民。
苏轼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光辉，直至暮年都从不曾熄灭。
他经历世态炎凉后，仍锐气不减，遭受挫折后，仍不向平庸低头。
这大抵就是人到中年的最好状态命运重锤一次次把我们击倒，可我们会再站起来，再出发，矢志不移地去成为想要成为的人。
苏轼最大的魅力，不是让内心被环境吞噬，而是超出环境，以内心的光去照亮生活的路。
苏轼用后半生教会我们日子的好坏不在于生活的环境，而在于对生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