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期冀皇叔与诸葛先生能有经略漠北之良策，使河北汉儿解此藩篱。”
乱世当中波折多少年，刘协也自有自己的思考之事，羁縻之策便是其中之一，毕竟认真算的话，覆汉之贼便是羁胡之策的受益者。
这倒并非是归罪于任一方，只是他寄人篱下时日长久，故而对强行内迁的胡人与百姓之间生出的矛盾看得愈发清楚罢了。
刘备与孔明对视一眼，随后齐齐躬身应下，毕竟这本身便是他们的意愿打算之一。
正如咱们前面所说，胡蓝案贯穿了整个洪武朝。
虽然名字是胡惟庸案、蓝玉案、通倭案、李善长案等等等，但实际上这些都是能归类为一，称呼为勋贵案。
以洪武三年的中书省变化为始，到老朱驾崩为终，老朱对开国功臣态度变化的脉络很是清楚。
从最早的宠信重用，到猜忌怀疑，再到限制约束，再到最终的全部铲除，这基本上就是洪武年间勋贵们的命运旋律。
而如果是从勋贵案的角度出发的话，分析起来这个持续二十几年的大案反倒是出乎意料的简单。
说白了就是皇权这东西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加强，实际上君权至高无上的特点已经非常明显，君尊臣卑，臣子只能望风受旨，都不要说对抗，生死荣辱都尽握在皇帝手中，这是从大明开国时就已经确定下来的事实。
而在这件事上来说，明初的勋贵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大部分对于这种变化都缺乏足够的敏感。
这一点上都不需要现代分析，明末谈迁在著国榷时就已经说的很清楚：渡江旧勋，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柄独握，未免为所欲为耳。
渡江旧勋，说白了就是淮西党，对他们来说，更加认同的并不是朱元璋的皇帝身份，而是在创业初期所确定下来的淮西集团首领的身份。
但随着大明国的建立，朱元璋也从一个地方集团的首领变化为一个国家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这个位置就约束着他要为了长治久安考虑，要建立起来一个稳定的统治秩序。
这个职责的最佳体现依然还是朱元璋和刘三吾对话当中的“帝王一视同仁，岂有彼此之间”之语，挺清楚的认识到了皇帝是不能掺杂有地域属性的。
毕竟这一点上史书写的挺清楚，地方和中央争斗了多少年了？双方利益谈不拢才是常态。
面对这个问题，老朱一开始的丹书铁券显然是一种比较一厢情愿的做法，他希望通过这种优厚的待遇去洗脱勋贵的地方属性，与他老朱家一起世世代代为了大明国努力。
但这种操作吧，说白了就是热脸贴了个冷屁股，毕竟你想要地主阶级不得兼并，那跟要他们狗命也没啥差别了，于是最终双方大打出手，以勋贵的集体覆灭而告终。
而跟这个二合一勋贵案比起来，四大案当中的另外两个多少有点名不符实的感觉。
典型的比如空印案，明太祖实录里甚至压根就没记录，而原因嘛有人猜测是因为编实录的方孝孺老爹就是因为空印案坐罪而死。
但好在这个案件也不复杂，掰开揉碎说白了就是一群官员带着盖好章的空账本进京报税，跟户部商量着怎么填今年账单，这种事儿放现代但凡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都觉得是纯扯淡。
就这后来涉事官员还辩解称是因为税粮运输过程中有损耗，而一旦数字不符就要打回去重新核查，一来一往路途遥远不好搞。
可是看看具体涉案官员呢？郑士元，湖广按察使佥事；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济宁知府；这两个地方到京师是绝对算不上路途遥远的。
要说空印案最大的作用大概就是给朱元璋扣帽子，方孝孺说下狱数百，明史说主印者死、从犯流放。
但结果到了现代就变成了空印案连坐诛杀者数万，而论这个说法的起源应该是朱元璋传当中的“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达七、八万人”一语。
这种春秋手法更像是先射箭再画靶，给传记当中的朱元璋“残忍嗜杀、重刑惩贪”这个论断作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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