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代表文官权力的黄尊素、卢象升、孙元化身上押了注，在代表西学东渐的徐光启身上押了注，在代表皇权的太监刘时敏身上押了注，在代表军队武力和海上贸易权的毛文龙、颜思齐身上押了注，但这些，还不够。
与刚穿越来、只能从韩府的雇仆做起不同，现在她有了一点点资本与实力，就要让自己、毛文龙、颜思齐都有话语权的“濠明商社”，以及自己有完全话语权的航运保险社，像后世的“法人”股东一样，通过股权渗透，进入鲁藩的经济帝国。
这些时日，郑海珠观察朱以派，即使他已算得宗藩里的清流，也仍然开口闭口“我朱家”。
不妨尝试新的经济模式，是否会一点点瓦解“我朱家”、“九千岁”这些家天下或者个人极权的外壳。
这种可以抄作业的模式，就是公司制。
公司制在真实历史上的开创者，乃是荷兰。
而如今的时空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狡猾而野心勃勃的成员们，郑海珠在福建月港和台南已经领教过。
无可否认的是，东印度公司的架构，是先进的。
只有将出资方和管理方分开，将商业主体从个人权威中剥离出来，将无限责任变成有限责任，将股份变成可以转让甚至流通的金融资本，商业主体的所有者也好，经营者也好，心态与眼界才能真正地开阔起来。
“公司”的本质，其实就是“契约”二字，而经济生活中契约意识的建立，必定会带来社会心理上的平权意识。
君权，父权，夫权人们将渐渐发现，自己曾以为天定的尊卑地位，并不是那么不可动摇的。
更不能允许深山老林里的那些野蛮人，将自己称作“包衣”和“奴才”。
宗室的车驾，一路畅通，很快就到了莱州境内的掖县，离登州只剩百里不到。
自进了莱州境内，朱以派的脸就开始晴转阴了。
在掖县的一处官道边稍作休整时，朱以派望着眼前的旷野，蹙眉道“怎地这样多的田地都荒芜了，就算土质不如我们兖州鲁藩，总比黄土戈壁强吧，种棉花难道不行么种了棉花，一半纺布、一半填絮子，做成冬衣夏装，直接从莱州或者登州港口运往旅顺，发给辽东军士们不好么”
郑海珠心道，所谓知屋漏而在宇下，知政失而在草野，小王爷是该出来看看外头的世界，才能明白帝国怎么会搞得这般一塌糊涂。
她正要开口解惑，却听郭氏道“这还不简单，棉农也要纳赋、出徭役、分摊各种杂税。各州各县的官员家、缙绅家、举人秀才家的地都不用承担这些，如今他们的田地越来越多，前头三样的缺口自然也越来越多，不都还是要摊到那些自家有地的农户头上所以，他们是荒年也过不下去，丰年也过不下去，干脆携家带口的一逃了之。”
郭氏说的，就是明代中期就开始出现的土地兼并问题，根源还在于朱元璋对于权贵群体和所谓的读书人，一开始就给予税收豁免，所以，即便是张居正那样的铁腕人物，只要还在王朝的体制内摸爬滚打，也不能彻底解决。
朱元璋这样自认草根出身的皇帝，登上皇位后，表演式地提倡一番节俭，但他和他的子孙始终刻薄对待的，仍然是草根，反正韭菜割不完。
朱以派听了妻子的话，沉默须臾道“难怪会闹闻香教。其实，这样说来，我们宗藩的产业也是不纳税的，再这样子子孙孙地下去，岂非”
郭氏倒真有些武将之女的胆气，大剌剌接话道“岂非民变会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