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读史所载子贡事，疑传之者妄，不然，子贡安得为儒哉？夫所谓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则修身而已。当尧之时，天下之民患于洚水，尧以为忧，故禹于九年之间，三过其门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于洚水，天下之君忧有甚于尧，然回以禹之贤，而独乐陋巷之间，曾不以天下忧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岂不同道哉？所遇之时则异矣。盖生于禹之时而由回之行，则是杨朱也；生于回之时而由禹之行，则是墨翟也。故曰贤者用于君则以君之忧为忧，食于民则以民之患为患，在下而不用于君则修其身而已，何忧患之与哉？夫所谓忧君之忧、患民之患者，亦以义也。苟不义而能释君之忧，除民之患，贤者亦不为矣。
《史记》曰：“齐伐鲁，孔子闻之，曰：‘鲁，坟墓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因行，说齐以伐吴，说吴以救鲁，复说越，复说晋，五国由是交兵，或强，或破，或乱，或霸，卒以存鲁。”观其言，迹其事，乃与夫仪、秦、轸、代无以异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以坟墓之国而欲全之，则齐、吴之人岂无是心哉，奈何使之乱欤？吾所以知传者之妄，一也。于史考之，当是时，孔子、子贡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万锺之禄也，何以忧患为哉？然则异于颜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二也。坟墓之国，虽君子之所重，然岂有忧患而谋为不义哉？借使有忧患为谋之义，则岂可以变诈之说亡人之国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三也。子贡之行虽不能尽当于道，然孔子之贤弟子也，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子贡虽好辩，讵至于此邪？亦所谓毁损其真者哉！
扬孟
贤之所以贤，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贤而尊荣寿考，不肖而厄穷死丧，莫非命也。论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岂性也哉？”此学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为不为命也，不肖而厄穷死丧，岂命也哉？”此学乎扬子之言命，而不知扬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扬子之言性，曰“善恶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扬子之言命，曰“人为不为命也”。孟、扬之道未尝不同，二子之说非有异也，其所以异者，其所指者异耳，此孔子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各有所当者也。孟子之所谓性者，正性也，扬子之所谓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扬子之所谓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谓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
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恶之性，且以羞恶之一端以明之。有人于此，羞善行之不修，恶善名之不立，尽力乎善，以充其羞恶之性，则其为贤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谓性也。有人于此，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以充羞恶之性，则其为不肖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扬子之兼所谓性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贱而贱，辠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兼所谓命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贵而贱，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扬子之所谓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则扬子岂以谓人之性而不以辠其人哉？亦必恶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贱而贱，罪可以死而死，则孟子岂以谓人之命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恶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支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然则孟、扬之说果何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