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隐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齐而后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圣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扬子亦曰：“孔子高饿显，下禄隐。”夫圣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于人而所行于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于人而所弃于己者也。然而孔、孟生于可避之世而未尝避也，盖其不合则去，则可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于扬子，则吾窃有疑焉尔。当王莽之乱，虽乡里自喜者知远其辱，而扬子亲屈其体，为其左右之臣，岂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处之，非必出于此言乎？
曰：圣贤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岂固欲为此不同哉？盖时不同，则言行不得无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时不同而固欲为之同，则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于圣人而道不同，则其为小人也孰御哉！
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圣贤之宗于道，犹水之宗于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海，则同矣；圣贤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道，则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于海；圣贤因时而屈伸，故能宗于道。
孟子曰：“伯夷、柳下惠，圣人也，百世之师也。”如其高饿显，下禄隐，而必其出于所高，则柳下惠安拟伯夷哉？扬子曰：“涂虽曲而通诸夏，则由诸；川虽曲而通诸海，则由诸。”盖言事虽曲而通诸道，则亦君子所当同也。由是而言之，饿显之高，禄隐之下，皆迹矣，岂足以求圣贤哉？唯其能无系累于迹，是以大过于人也。如圣贤之道皆出于一而无权时之变，则又何圣贤之足称乎！圣者，知权之大者也；贤者，知权之小者也。昔纣之时，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盖亦所谓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言君子之无可无不可也。使扬子宁不至于耽禄于弊时哉？盖于时为不可去，必去，则扬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与禽兽朋也几何？圣人恶之也，制作焉以别之。下而戾于后世，侈裳衣，壮宫室，隆耳目之观以嚣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皆不得其所当然，仁义不足泽其性，礼乐不足锢其情，刑政不足网其恶，荡然复与禽兽朋矣。圣人不作，昧者不识所以化之之术，顾引而归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万世，圣人恶用制作于其间？必制作于其间，为太古之不可行也。顾欲引而归之，是去禽兽而之禽兽，奚补于化哉？吾以为识治乱者当言所以化之之术，曰归之太古，非愚则诬。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