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南人中有人在研究顾炎武、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而少论则研究明清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对英宗的荡平策也有一定的影响。荡平策表面上是瓦解朋党，其实也是要削弱在以前不断的换局中得以膨胀的京畿名门阀阅的势力。
己酉大处分之后，英宗在老论和少论中缓论派的支持下实行荡平政治。老论、少论缓论势力掌握政权。英宗十六年（1740），政治再次出现重大转折。辛壬狱事直接有关者到这时期几乎全都已死，所以前一阶段以人物为中心的保合也就没有必要了，以后转为制度中心的保合。
首先是改革吏曹郎官的通清权【注1】和翰林的回荐法，废除朝鲜官僚制度中保留自高丽时代以来传统的官职的清要职地位，官员的位阶秩序进一步严格起来，将权力集中到荡平派的宰相手中，使缓论为中心的荡平政局得以长期稳定下来。
《续大典》就是这时候编撰的。金昌集、李颐命得以伸冤，因辛壬狱事而死的老论四大臣也全部复权，争论的问题消失了。这时期老论金在鲁、少论宋寅明、赵显命所构成的政权维持了大约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间独占相府，主导政局。这是英宗荡平政治实行得最好的一段时期。
但是这一时期，主张峻论荡平论的势力也在发展，清南系列也在培养自己的势力基础。而老论、少论缓论势力的一部分名门渐渐变成戚臣，成为戚臣主导的一个党派。到英宗二十六年（1750）实行均役法的前后，王室外戚实际主导政局运营，成为荡平政权的形态，反而会威胁王位继承者的权力。所以到正宗大王时期又不得不启用重视义理和政治原则的峻论。
实际上也就在正宗大王继位之后，原本英宗朝得到任用的缓论逐步改换成峻论，朝堂上再次换局！
原因说来也很现实，因为英宗年间实行缓论荡平论的结果，导致士林不再重视义理，权臣和他的追从者隐瞒自己的党色，一起加以推荐，实行互举双对，表面上看来是荡平，实际上是谋求私利。不仅不能消除党争的弊端，还带来戚臣政治的复活，威胁到王权。
当时一般士大夫，甚至百姓都认为世道已失去，所以要求挽回世道。所以正祖即位后重用清议、峻论人物，以他们为中心实行荡平政治。
这样做的结果是瓦解了英宗晚年兴起的洪凤汉（惠庆宫洪妃的爹）和金龟柱（1740-1786，贞纯王大妃的亲大哥）两个外戚党，批判了支持他们的义理的赵载翰、李德师、沈翔云、洪趾海等人。
与外戚或驸马势力相互结托的洪启禧家族和金尚鲁、郑厚谦、洪麟汉等老论、少论荡平党系人士也被驱除，支持洪启禧的一部分缓论系山林，如洪启能、洪趾海、洪量海等人也被驱除。而老论、少论和南人的峻论人士受到优待。同时在标榜右文政治的同时，切断士大夫势力与王室外戚的联系。（丰山洪氏也就是这之后基本凉透的。）
也即在正宗大王的心目中，再次恢复了义理这一所谓的政治道义制高点，但这个制高点的掌握者是他自己，以及以宰相蔡济恭为首的南人势力。
既“君主道统说”义理！
那么死灰复燃的“义理”学说，现在就成为了正宗大王死后一个最重要的政治节点！
早先有贞纯王大妃垂帘听政，对义理并不是十分在意的老论僻派现在眼看着贞纯王大妃一日不如一日，随时有不虞之状。
那么还想要继续掌握政权，并打压新兴的外戚势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掌握整个李朝政治道义的制高点——“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