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相学认为，天体尤其是行星和星座，都以某种因果性或非偶然性的方式预示人间万物的变化，自然也包括城市建筑和风水领域。古人认为天与地之间有着某种必然联系，世间人事，均上酌天象，即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感应与相通的，所以不仅古代的占星者往往依据天象占验人事之吉凶，而且古代的都城也往往参照天象之格局制定城市规划。
远古时代，面对莽莽上苍，在人们的心目中充满了神秘色彩，上天既神圣又令人敬畏。我们的先人为了生存的需要，在与险恶的环境斗争中，通过长期的观察、学习，逐渐加深了对各种自然现象和宇宙的基本认识，于是形成了原始的宇宙观。
古人观测天象时，曾把天空分成四大区域对星辰进行观测。其中把春季黄昏时出现于东方的星体想象为龙，把西方的星体想象为虎，把南方的星体想象为鸟，把北方的星体想象为龟蛇，通称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玄武就是龟蛇。
这种按照四个方向以五种动物与星辰相匹配，谓之四象，又称四维、四陆或四兽。为了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古人又以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官为标志，用以说明日、月、五星的位置，这就是我国古代天文中另一组著名的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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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宿。
东方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箕；
南方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
西方七宿是奎、娄、胃、昴、毕、觜、参；
北方七宿是斗、牛、女、虚、危、室、壁。
以后，人们又将四象与二十八宿结合起来，将二十八宿中的东方七宿称为东宫苍龙，南方七宿称为南宫朱鸟，西方七宿称为西宫白虎，北方七宿称为北宫玄武，所以古代的都城，特别是皇城与宫城的四门，常以四象为名。
如汉长安城的未央宫，“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苍龙、玄武都是四象。东汉时，宫城分南北二宫，各门名称也多与四象有关，东吴都城建业太初宫的东门称苍龙门，西门称白虎门，北门称玄武门。
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北宋的东京，皇城的南门都称为朱雀门，而宫城的北门又被称为玄武门；明代北京宫城的北门也称玄武门，这些名称也来自四象。在二十八宿中，昴宿与毕宿分别是西方七宿中的第四宿与第五宿，昴宿位于西方四宿的中央，由金牛座的七颗星组成。
毕宿也叫“天口”，由金牛座的八颗星组成。在昴宿与毕宿间称为天街（《史记·天官书第五》），因“天子出，旄头罕毕以前驱”（《晋书·天文上》），故名。
而明清北京城的天安.门正是天子所出之道，所以天安.门前的街道也称为天衔。显然，这个名称也来源于上天。天安.门明代称承天门，唐长安城太极宫南门的中门，明南京皇城的南门也称承天门，都与天有关。
从上面的星象图与北京宫城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明清北京宫城的规划与星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帝王都自诩为天帝的“元子”，即天子。其所做的一切都是“奉天承运”。
而中国的政体又是以北天区为原型的文化产物——中央集权于皇帝一身，郡县对中央形成拱极之势。帝王与群臣犹如北极星，由群星拱卫。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因之“象天设都，法天而治”也就成了中国亘古不变的原则——天帝居于“天中”的紫微宫，则皇帝所居的宫城必定要效法相对应的“地中”（土中）修筑紫禁城，而在其正南一面辟出一条通向皇帝宝座的御道，即“通天之路”（亦称“天街”），形成了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贯穿过全城。
从永定门到钟鼓楼，这条贯穿整个北京城南北的轴线，就像一个“合页”，正是它统领着全城的建筑群，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东西两侧对称布局的城市格局。“中轴突出，两翼对称”正是北京城最大的特色。
清康熙四十八年，清政府曾将贯通京城南北的这条中轴线确定为天文、地理意义上的“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线。
这实际上是从天文和地理意义上重申了古代中国以自我为世界中心的理念，这条线比1884年国际会议确定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本初子午线要早175年。这已成为自周秦以来，尤其是隋唐以来长期延续的基本定式，即将主要建筑物安排在中轴线上，坐北朝南，左右均衡对称，再加上高低起伏变化，在空间布局上最大限度地突出“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大一统思想。
古代之所以模拟星象来规划营建帝都，究其根本原因，是古人对上天的特殊崇拜。宫城是“天子所居”，宫城的规划模拟于星象，使宫城更加符合上天这个理想的世界。效法上天也进一步宣扬了统治者是“奉天承运”的思想，即统治者的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
《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在谈到范蠡为勾践筑越都时说：“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门四达，以象八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