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开疆拓土的目的在养民、富民、强民，疆土即开，兵者之责在卫国、卫民，兵来自于民，养之于民。
所以亚圣《孟子·尽心章句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张珪听得已经头大，忙双手把住孟祺的手臂，即恳切又耍赖道：“孟师傅，您慢慢说些”
孟祺说：
“少将军，一般人能够通读兵书战策，知晓练兵之法，能够观察天文地理山川形貌，计算辎重粮秣，战争消耗，了解敌国人情军事，会用计谋，那么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可以做不错的将军；
但是要做到了解战争的根源、目的，知道战争该不该打，怎么打，即必须了解到，国家的战争，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无非开疆拓土，保护国民生产生活。
所以左丘明说国家的大事，在祭祀和战争；
孙子兵法说，兵事是国家的大事，直接涉及到国家兴亡存废，战事未完，则不能轻言胜败，战事即便胜利，带甲十万日费千金，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但是他又说兵外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这一点我们蒙元骑兵却实实在在是不一样的！
蒙古北边之地非常寒冷，无法种植，只能游牧，每到冬天，如果不能通过卖出牛羊获得生活物资，蒙古人就只能承受饥寒交迫，白灾一起（草原上大规模暴风雪，会掩盖地上的草木，导致牛羊没有食物冻饿而死，人也因此冻饿而死），千里雪沃冰封，那真是绝望呀，除了死亡，就是死亡。
所以蒙古人从小生活在马背上，一兵三骑，日行千里，就食于敌，战利品丰富，远胜于生产，所以我们能够打破孙子兵法的局限。
我们才能用这么少的军民，打败大宋的军队。”
张珪挠挠脑袋：“这么复杂？不过好像一听，很有道理的样子。”
孟祺接着说：
“至于你说到的咱们善待文天祥这件事情，得乎天子为诸侯，咱们如果失败了，那就是千错万错，但是只要咱们胜利了，那就是大智大勇大仁大义，什么人下蛆也没用；
所以，关键不在是不是善待文天祥，而是胜还是不胜；
少将军，从拔都（勇士）到镇国将军，欠缺的不是勇敢，而是智慧；
不是背书本解经义掉书袋，而是穷其根源，明其运化。
打个比方吧，我们看花很好看，如果想要一朵花怎么办？当然可以抢下来、买下来、要过来、借过来；但是我们想要满园的千万朵花朵常年的盛开，那就要栽种。
有人说，整个花园，我家有钱也可以买下花摆上呀，说这个话的人，就没有当过家；
所以《庄子·秋水》篇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
战争，驱动战争的是利益和利害，决定战争的，是物资获取和战争人力，这是战略的根源，在这之后，才有战术”
孟祺见张珪依然犹犹豫豫，接着说：
“既然说到这个程度，我就替少将军说说迫降和全歼；
这就分为比较迫降与全歼的——军事利弊、民生利弊和朝廷利弊；
从军事利弊来说，宋军如果打仗，迫降敌军，能够减少战损和抚恤，军功也很高；
但是对我大元来说，我军将士的利益主要是战利品和军功晋升，因为我蒙元军制与宋朝不同；
宋朝轻视我蒙元，自然不屑于了解我军军制与将士的利益，甚至一些酸文腐儒喜欢寻章摘句，宋朝甚至文贵武贱；
但是他们人口太多，过于富庶，兼有兵器冶铁之利，这是我蒙元全朝都比不上的地方，他们有大把的人口和物资可以浪费甚至破坏蹂躏，可是我们必须精打细算。